花果山水帘洞
 公元六世纪的大兴城 

2009-01-06 Tue

北魏平城书法综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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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同魏碑的意义

今天,我们提出平城魏碑这个命题,并将其纳入书法研习者的视线,其意义至少有下面三条。
  
第一,百多年来,人们开始注意魏碑、重视魏碑,这是中国书坛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许多研究者却把目光主要放在了晚期魏碑上。这种眼界和方法必然制约研究,影响研究效果。现在我们把大同魏碑公之于世,这就给这个领域的研究增添了资料,拓宽了视野。它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终北魏一朝一个半世纪官方和民间的书事活动状况,以及魏碑书法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进而了解大同魏碑与汉隶、与洛阳魏碑,以至唐代楷书的承继关系,了解它与南朝书法既并肩而立又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关系。
  
第二,平城魏碑中,在过去传统书法中少见或未见的一些书刻形式,进一步丰富了魏碑乃至整个书法的研究对象。且不说《皇帝南巡之颂》的宏大、《韩弩真妻王亿变墓碑》袖珍式碑形墓志的奇特给予书法研究者的惊喜,当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木板漆书手迹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石棺盖墨书《四耶耶骨》鲜活如初地扑入人们的眼帘、各种形式、各种书体的砖瓦文字展示其书法内外的丰富内涵的时候,在我是一种身临其境、如对古人的感觉。我想对与我一样喜欢魏碑的朋友们产生的同样会是一种心灵的震撼,对书界特别是书研领域则不啻是一种冲击和洗礼。过去我曾说过,不断发现和丰富的平城魏碑,可能要让传统的书法研究特别是魏碑书法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去重新认识,一些结论恐怕要因此而改写。
  
第三,随着大同平城魏碑的揭密和研究的深入,势必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推动整个北魏文化甚至是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如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对当时北魏平城地区朝野的佛事活动情况及佛教教义提供新的资料,对研究和确定云冈诸窟的开凿分期同样会有所裨益;各种志墓砖石文字不仅可补史传之阙如,而且能够揭示鲜卑拓跋宗室贵族、长期与拓跋氏合作的代北部族、西入东入的凉燕人物、加入代魏政权的中原世族著姓等不同集团和人群的不同葬制和习俗;永固陵及北魏宫城范围内不断发现的不同图案和吉语瓦当,从一个侧面反映代魏政权的文化形态和政治信仰,也体现其国力状况和民族精神;诸多的瓦刻文记则为我们了解北魏中期皇家建筑队伍的成分、工程的组织形式和施工情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在大同地区出土正光末孝昌初年以后墓志殊少的情况,则说明六镇之乱对于旧京平城的破坏是多么严重。
  
四、余论
  
其一,关于云冈石窟造像题记。
  
本文所列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共有6种。实际上,云冈石窟的北魏石刻题记远不止这些。据60多年前日本学者水野清和长广敏雄调查,并见于 I954年出版的《云冈石窟》一书的是30种,45题。加上1956年从20窟前积土中发现景明四年《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一种,十多年前本人在第6窟南壁窟门东侧发现“道昭”题字一种,现在我们可以数出的云冈石窟尚存造像题记是32种、47题。就是说,在云冈石窟现存53个洞窟中,迄今发现有造像题记的洞窟是14个,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多一点。有题记的14个洞也并非平均分布,最多的11窟和13窟各有13题。两窟合起来26题,占全部题记的一半以上。昙曜五窟,17至20窟壁上各有一题,16窟未发现有记(20窟的昙媚题记则是石碣形,很可能原本就是嵌于壁间或置于窟间的。从“同拟状金石”的愿词看,此石所记造像不一定在壁上,倒有可能是供养于佛台的一组铜像、石像。1992年云冈石窟清理地面积土时,确曾出土过几件形体不大但十分精致的佛像,显然不是从墙上坍塌下来的)。除中部11至13窟外,题记较多的是西部5个窟共10种、11题,其中22窟、25窟、27窟、38窟都在2题以上。云冈石窟题记的这种分布情况说明,中部11、12、13窟,除本尊佛像和胁侍菩萨外,四壁佛龛、佛像均为民间所造。这就是说,在这些洞窟中,达官贵人、信男信女、内外僧尼有着充分发挥想像力和创造力的空间。而昙曜五窟以西诸窟,是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后的民间洞窟,而此时世宗已“诏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阳伊阙山”大“营石窟”,且造像发愿之风大盛,自然题记会多一些。与这两种情况不同,一些主要洞窟,包括文明太后、孝文帝所凿5窟、6窟这样的大型标志性洞窟,也包括将作大匠钳耳庆时(王遇)主持开凿的“穷诸巧丽,骇动人神”的中部诸窟,则是连主像带四壁,一次性设计、一次性开凿,僧俗人士不得自行凿龛造像。其实即便此禁已弛,他们也无处下凿,故尔基本上没有题记。昙曜五窟初凿时,四壁造像虽少,但因五尊主佛像征“太祖以下五帝”,洞窟便成了庙堂,等闲之辈岂敢在窟内胡刻乱画?只是到太和中期,随着文明太后佛事活动的中心东移到方山思远寺(沙门统也由该寺主僧显充任),像茹茹可敦、比丘尼惠定这样的显贵、大德方可小心翼翼地造像发愿。
  
除此之外,造成云冈石窟造像题记不及龙门石窟丰富的原因还有两个。一是迁都和六镇兵变这样突发性事件的影响。在云冈中部11、12、13 等造像比较集中的窟室,许多佛龛为民间所造,而且龛下还预留了打磨平整的题记刻制处,但最终还是“留白”了。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太和十七至十八年(493 年~494年)孝文帝借南征之名,进行的迅雷不及掩耳的国都南迁。作为供养人的达官显贵、邑义信士一定有许多都随驾南迁洛阳,寺中佛龛成或不成,愿词刻与不刻都不重要了。其中有些未完佛像大概只能由僧尼们去补完。作为佛门弟子,像龛可以补竣,而其功其名却断不可贪占,于是题记宁肯空而不刻。这实际上是一种故都的文化流失。二是云冈石窟是在砂岩上凿佛刻题,不比龙门石窟石质可经久而不易其容。因风化严重,有许多题记已漫漶莫辨,更多的则不复存在。如第4窟南壁正光年间《为亡夫侍中造像记》,虽为日本水野清一氏所著录,但今日已不见踪迹。云冈石窟造像题记,现在是传之未远、鲜为人知,将来恐怕也不会留之久远。因为就现存32种47题发愿文,所存墨拓可谓凤毛麟角,建国后几乎没有做过这项工作。除碑碣式的《昙媚题记》有真正的墨拓外,连我们仅能看到的《五十四人题记》亦多为复制模拓。倒是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日本人那里有过全部或部分墨拓。《鲁迅日记》1921年3月2日写道:“……买邑义五十四人造象一枚,云出山西大同。”1925年11月3日又云:“……晚访张凤举,见赠造象题记残字拓片,云出大同云冈窟之露天佛以西第八窟中。 ”1936年《考古社刊》周一良《云冈石佛小记》中也记下了一则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其文云:“□□事?大?幽□□惟中?□□□‖□‖□后□兴□‖□‖ 故?节‖□实?汾?之‖如?此?在□尝?‖□此?福使亡妻?□□更‖前?光?母四体休?罪业调‖□□老李自愿门‖□丰□用之。”以其内容与水野清一氏著录对照,当为第27窟北壁《老李七自愿造像题记》,也就是鲁迅先生接受张凤举所赠的“露天佛以西第八窟中”的“造象题记残字拓片”。鲁迅先生所得的两帧拓片为何人所拓,《日记》未作交代。但从《鲁迅日记》所记“1923年7月3日他与二弟周作人一道在北京日本人开的照相馆购得云冈石窟图片一套十四张”,以及 “1923年12月4日由张凤举转交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美术史教授泽村专大郎自摄云冈石窟图片一册”推测,这两种云冈题记恐怕也是来自日本商人或学者手中。
  
其二,关于崔浩《国书》和《五经》碑。
  
前两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寻找北魏〈国书〉碑》的短文。讲到北魏神二年(公元429年),太武帝拓跋焘命名臣崔浩主持编纂《国书》三十卷。崔浩还把新修的《国书》和《论语》以及《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周易》的注本镌刻上石,颁行天下,以为基准。由于《国书》、《五经》碑林规模浩大,又是立在于当时平城西郊通衢大道上。一些早对崔浩的崇道抑佛的政治主张和汉化政策不满的拓跋氏贵族,便以《国书》“ 尽述国事,备而不典”为辞,要求太武帝严惩崔浩。崔浩终于在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惨遭杀身之祸。这场变故之后,那么多精良的石碑不消说是毁掉了,但毁掉这些石碑,显然不会像杀一个崔浩那样来得容易。在一千五六百年前,毁碑的手段不外乎把字磨掉用做房基、将碑打碎弃之山野、毁碑挖坑深埋地下几种。但是,无论用什么办法,要想把这上百通大石碑毁得不留一点痕迹,是很难做到的。磨去字改做他用费力费时,可能性不大。若是真有那么一部分做了房基,出土时也会受到人们的注意的。砸碎是最可能采用的办法,这样势必会在其附近留下许多带字的残石,但至今尚无人在大同城西碰到过这样的弃物。最好的法子是挖几个大坑把毁掉的《国书》、《五经》残石连整带碎深埋起来。我真希望有一天在某一处建筑工地的推土机下,忽然有一处北魏早期的碑林博物馆石破天惊般地重见天日,北魏人自己写的《魏书》,连同大书法家崔浩亲笔书写的“序”之类的铭刻书迹也得以重放异彩,这将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奇迹。
  
然而,当时的《国书》碑林究竟在什么地方?《魏书》、《北史》、《南齐书》都说是在北魏京都平城西三里,再向西三里则是西郊的郊天坛。现在,北魏的宫城已经暴露在我们面前(见拙文《北魏皇城调查札记》),这个坐标就更明确了。十年前,我曾在《平城北魏古地名臆说》一文中做过这样的揣度:现在大同市城西一处叫白泊洼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当时这处碑林的所在。白泊洼就是白碑洼或百碑洼。我还真的在大同的一种志书上看到“白泊洼”是写作“白碑洼” 的。这是否说明此地曾立过白色的碑或者是数百通碑呢?但愿这处地下碑林安然无恙。
  
其三,这些年来大同市的基本建设速度加快,规模日增。建城、修路、挖沙、开沟,考古新发现愈来愈多,文物的破坏流失也时有发生。据说前几年市考古所在大同二电厂附近北魏墓又有发现了关于其位置的石刻题记。社会上也断不了有一些北魏志石及拓本露面,此事亦应引起重视。大同市已做出在御河即古如浑水东岸的古白登山南麓分建新城的规划,而白登山下正是北魏贵族墓地的集中地。有名的司马金龙墓、元淑墓、宋绍祖墓、高琨墓都是在这一带出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北魏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北魏平城魏碑的数量会不断增多,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会愈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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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殷宪魏碑研究论文目录
  
殷宪,山西太原人,1943年生,一级美术师。中国书协学术委员、山西省书协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大同市书协主席,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山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北朝史研究基地主任,《北朝研究》主编。
  
  1987年7月,《大同魏碑三种》,提交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为《光明日报》摘要介绍。
  1988年2月,《大同魏碑及历代碑刻》,中国历史文化丛书《大同》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4年10月,《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及其意义》,1994年3~4合刊《北朝研究》。
  1996年《济南愍悼王妃李尼墓志》,《北朝研究》1996年,第3 期。
  1998年3月,《一方鲜为人知的北魏早期墓志——申洪之墓志》,《北朝研究》1998年第1 期。
  1999年1月,《大同魏碑述略》,《书法丛刊》1999年第1期。
  1999年1月,《大同北魏明堂瓦刻文述略》,《书法丛刊》1999年第1期。
  1999年9月,林鹏《我所认识的殷宪》及本人书法作品,《书法报》1999年9月6日。
  2000年4月,《新出土大同北魏明堂瓦文》,日本京都艺文书院《金石书学》第1号(与刘涛合作)。
  2000年8月, 《北魏早期平城墓铭析》,《北朝研究》第1辑,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年11月,《大同北魏明堂瓦文考》,《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年10月,《北魏平城砖瓦文》,《艺谭》第一辑,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1年,《寻找北魏国书碑》,《书法导报》。
  2003年6月,《书边说书》及书法作品,2003年6月30日《书法报》兰亭副刊。
  2005年5月,《近年所见北魏书迹二则:“北魏石棺墨书“四耶耶骨”,“太和十四年屈突隆业墓砖”》,《书法丛刊》,2005年第3期。
  2005年10月,《唐故骁骑尉杜君墓志铭简述》,《中国书法》2005年第10期。
  2005年12月,《从嵩高灵庙碑阴文字所见创立时间书丹人及其他》,《艺谭》第三辑,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年,《书〈赵谧墓志〉后》 、《太和十八年砖铭及“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之”》,《北朝研究》第五辑,商务印书馆。
  2006年3月,《〈叱干渴侯墓志〉考述》,《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四)》。
  2006年4月,《唐代墓志中的大同城》,巴蜀书社,《中国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
  2006年4月12日,《〈唐故处士毕君墓志之铭并序〉及其书法艺术》,《中国文物报》。
  2006年4月,《魏文朗造像记》,《书法报》2006年4月26日。
  2006年4月,《代郡卫氏书事活动及其意义》,《北魏前期的铭石书——魏碑平城体考述》,日本《金石书学》十一号特集。
  另有《〈石善达墓志〉考》、《从北魏〈王礼斑妻舆砖〉、〈王斑〉残砖说到太和辽东政治圈》、《云冈题记知多少》等文章拟于《唐研究》2006年第二辑、《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5期等刊物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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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东方艺术书法》2006年第3期


阿印于 2009-01-06 13:31:57 发表在分类:成梁批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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