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果山水帘洞
 公元六世纪的大兴城 

2008-07-06 Sun

坚守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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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书信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ISBN 7500409427)
  
   常书鸿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我们六个人盘坐在千佛洞中寺破庙的土炕上进晚餐,我真有点不习惯盘腿而坐,而会计老辛却坐得非常自如。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用具,灯是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是用木头剜成,灯苗很小,光线昏弱;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成的;主食是河滩里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菜是一小碟咸辣子和韭菜。这是来敦煌的第一顿晚餐,也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
  
  我的秘书,原来是天水中学的校长老李,久患胃病,经过旅途的疲劳颠沛,终于病倒了,躺在土炕上呻吟。另一个同事提醒我,教育部临行给的那点经费因为另外请了三位摄影专家,他们重庆乘飞机来就花了我们整个五万元筹备费的三分之一,加上我们来时一路上的开销,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这里物资昂贵,甚至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更困难的是,千佛洞孤处沙漠戈壁之中,东面是三危山,西面是鸣沙山,北面最近的村舍也在三十里戈壁滩以外,在千佛洞里除我们之外,唯一的人烟是上寺两个老喇嘛,下寺一个道人。因此,工作和生活用品都得到县城去买,来回路程有八、九十里,走戈壁近路也要七、八十里。而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借来的木轮老牛车,往返至少一天一夜。
  
  在万籁俱寂的戈壁之夜,这些牵肠挂肚的难题缠绕萦回,思前顾后,深夜难寐。半夜时分,忽然传来大佛殿檐角的风铃被风吹动得叮当响,那声音有点像我们从西安来敦煌骑的骆驼铃,它的声音抑扬沉滞。但大佛殿的风铃叮当声却细脆轻飘,由于不少风铃连响起来就变得热闹了。渐渐,大佛殿的铃声变轻了、小了,我迷蒙蒙彷佛又骑上骆驼,在无垠的沙漠上茫然前行,忽而,又像长了翅膀,像壁画中的飞天在石窟群中翱翔飞舞……
  
  忽然从头上落下一块有飞天的壁画压在身上,把我从梦中惊醒。窗外射来一缕晨曦,已是早晨七点多钟了。我起身沿着石窟走去,只见一夜长沙,好几处峭壁缺口处,细黄色的流沙像小瀑布一样快速的淌下来,把昨日四十四窟上层坍塌的一大块崖石淹没了,有几个窟顶已经破损的洞子,流沙灌入,堆积得人也进不去了。我计算一下,仅南区石窟群中段下层洞窟较密的一段,至少有上百个洞窟已遭到流沙淹埋。后来,我们曾请工程人员计算了一下,若要把全部堵塞的流沙清除,光雇民工就需要法币三百万元。我一听,吓了一跳。教育部临行给我们的全部筹建资金只有五万元,何况已经所剩无几,叫我们怎么雇得起呢?
  
  我和大家商量,沙是保护石窟的大敌,一定要首先制服它。眼前是这些积沙如何清理,但没有经费雇民工,怎么办?虽然生活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但大家的工作情绪都很高涨,大家想了不少主意。后来,我们从王道士那里听说他就用过流水冲沙的办法。于是我们便试着做起来,我们雇少量民工,加上我们自己,费了两个春秋,从南到北,终于把下层窟洞的积沙用水推送到一里外的戈壁滩上,这些沙又在春天冰河化水的季节被大水冲走。
  
  因为这里原来是无人管理的废墟,三危山下和沙滩边的农民已习惯地把牛羊赶到千佛洞来放牧。当我们来到时,春草在戈壁上尚未出生,老乡们赶来的牛羊经过沙漠上的长途跋涉又渴又饥,只有拚地啃食原无几棵的白杨树树皮。为了保护树木以防风沙,我们建造了一堵长达二公里的土墙,把石窟群围在土墙里面。
  
  仲夏的敦煌,白杨成荫,流水淙淙,景色宜人。在这美好的季节,我们的工作也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当时人手虽少,条件也很艰苦,但大家初出茅庐,都想干一番事业,所以情绪还不错。我们首先进行的工作是:测绘石窟图、窟前除沙、洞窟内容调查、石窟编号、壁画临摹等。
  
  为了整理洞窟,首先必须清除常年堆积窟前甬道中的流沙。雇来的一些民工由于不习惯这种生活,有的做一段时间便托故回乡,一去不返。为了给他们鼓励,我们所里的职工轮流和他们一起工作,用自制的「拉沙排」一个人在前边拉,一个在后面推,把洞中积沙一排排推到水渠边,然后提闸放水,把沙冲走。民工们粮食不够吃时,设法给他们补贴一些,使民工们逐渐安下心来。据县里来的工程师估算,这些堆积的流沙有十万立方米之多。
  
  此外,还要修补那些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修路植树等等。这些工作,我们整整花费了十个多月。当我们看到围墙里的幼树成林,因没有牲畜破坏而生长得郁郁,我们工作人员及参观游览的人在安全稳固的栈道上往来时,心里充满了喜悦。
  
  随我来的两个艺专学生,他们对工作很热心。但困难的是在敦煌买不到绘画的颜料、纸和笔。他们便十分节省地用兰州带来绘画的纸和颜色,还自力更生,到三危山自采一些土红、土黄等土颜色。他们是画国画的,临摹了一些唐代的壁画,觉得很有兴趣。以后在调查洞窟内容时,他们都选择了各时代的代表作品作为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用油画颜色临摹了几幅北魏的壁画,那摹本的效果很像法国野兽派画家鲁阿的作品。
  
  在编号工作中,我们还有一次小小的遇险故事。当时没有长梯子,只靠几个小短梯子工作。一天,我们为调查第九层楼北侧二三○窟内容,因为没有长梯,大家便从第二三三窟破屋檐的梁柱中用小梯一段一段爬上去。但当我们工作结束时,小梯子翻倒了。这一来我们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被悬在半空洞窟中,成了空中楼阁里的人了。
  
  一个姓窦的工人建议从崖上面的陡坡上走。陡坡大约七、八十度,下临地面二十多公尺,从第二三二窟大约要爬十几公尺的陡坡才能到山顶。大家都面带难色,这时,只见姓窦的工人动作敏捷地三脚两步爬到了山顶。艺专的一个小伙子也跟了上去,但没爬几步,便大喊「不行」停住了,只见他神色恐慌,进退两难。我想试一试,刚跨上两步,原以为坡上的沙石是软的,用力一踩会蹬出一个窟窿,没想到脚下的坡面像岩石一样坚硬,一脚踩下去,像被弹出来一样反而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下去。后来,还是我让山顶上的老窦回去取来绳子,把我们一个个拉了上去,才结束一场险情。以后我们做了两个长梯,再也不敢冒险爬陡坡了。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愈来越艰苦,三、四个月过去,重庆一直没有分文汇来,只好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度日。为了借钱和筹措职工生活用品、为解决工作中的困难等事项,我日夜忙碌。有些事情要进城办理,无论严寒盛暑,或是风沙月夜,我一个人跋涉戈壁,往返城乡,每次五、六十里之遥,都搞得精疲力竭,困顿不堪。更使人忧心的是,这个满目疮痍,但储满宝藏的石窟,随时会发生危急的警报。昨夜刚发生第四五八窟唐代彩塑的通心木柱因虫蛀突然倒塌;今天,在检查时又发现第一五九窟的唐塑天王的右臂又大块脱落下来。警报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的一阵艰苦补修劳动。因为这些文物补修工作,不敢轻易委托民工,怕他们搞坏,只好亲自动手。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困难,是远离社会的孤独寂寞。在这个周围四十里荒芜人烟的戈壁孤洲上,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使职工们常常为盼一封来自亲友的书信,长夜不眠。一旦见到熟人或接到书信,真是欢喜若狂。而别的人也往往因此更勾起思乡的忧愁,特别是有点病痛的时候,这种寂寞之感就更显得突出可怕了。
  
  记得有一年夏天,一位陈姓同事,因受暑热,发高烧,当我们备了所里唯一牛的车要拉他进城时,他偷偷流着眼泪对照顾他的人说:「我看来不行了,我死了之后,可别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埋在泥土里呀!」(后来他在医院病愈之后,便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类似的情况,对大家的心理影响很大,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一天病魔会找到自己头上。的确,如果碰上急性传染病的话,靠这辆老牛车(到县城要六个小时),是很难救急的,那就难逃葬尸沙丘的命运了。在这种低沉的险恶境况下,大家都有一种「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心情。但对于我这个已下破釜沉舟之心的「敦煌迷」来说,这些并没有使我动摇。
  
  记得画家张大千曾来敦煌进行「深山探宝」,临走时,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
  
  「无期徒刑吗?」我虽然顿时袭来一阵苦恼和忧愁,但还是坚定地表示了我的决心。我对他说: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是「徒刑」的话,那么这个「无期徒刑我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神圣工作和理想。」虽然是这样回答了他,并决心经受千难万险也干下去,但眼前的现实实在令人愤慨,一种灰溜溜的不祥预感常常袭上心头,一场更残酷的打击正向我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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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书鸿(一九○四~一九九四),满族人,油画家。早年留学法国巴黎,获得里昂、巴黎美术家协会的金质奖章。1943年,展开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致力保护、弘扬敦煌艺术,次年,出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至1984年担任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94年在北京逝世。


阿印于 2008-07-06 20:52:58 发表在分类:忆古谈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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