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果山水帘洞
 公元六世纪的大兴城 

2008-05-29 Thu

记大高殿和御史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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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兴尧

大高殿和御史衙门都在景山附近,都是北京的历史文化遗址。大高殿,我曾跑过多少次;御史衙门,我曾住过一段时期。大高殿是过去贮藏军机处档案的地方,御史衙门是北京图书馆的宿舍,三十年代初,我因为作研究工作,这两处给了我很大帮助,在人事关系方面的友情,更使我历久不忘。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间,故宫博物院的组织,分为三部分,一为古物馆,俗称珍宝馆,是故宫精华之所在,馆长由院长易培基兼,一为图书馆,即乾隆时所称的天禄琳琅,所藏均宋元善本,乃皇室家族的图书室。馆长由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兼。一为文献馆,所藏均清朝军机处档案,是中国近世近代的原始资料库,馆长沈兼士。我希望要看的是图书馆和文献馆的图书和资料。

一九三一年起,我受北平《新晨报》之约在副刊撰稿,辟一专栏,题曰《洪杨卮谈》,专写太平天国轶事,所根据的材料,不外官方奏报,私人笔记等,常怀疑其不实,比较好的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逃难录及私人信件,较为真实,最想见到的,是太平天国本身的情报及实物。屡见清方将领官吏的奏报,将掳获太平军的书籍、文件及旗帜等作为胜利品送军机处验证请功,有些奏折中并注明送军机处云云。就我所见的就有许多,如:

咸丰二年二月十八日向荣奏,“昨弁兵检回逆书一本,居然妄改正朔,实属罪大恶极”。这本书当是太平天国颁布的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历书。

咸丰三年癸丑六月十一日,琦善奏“拿获奸细朱增发随同林凤祥、李开方,由浦江北伐,直抵汴梁省城,到朱仙镇屯集。林凤祥用黄绫写信二封,盖用伪印二方,交该犯缝于衣襟内,送往江宁,被官兵拿获,于该犯衣襟内拆出贼信”。

咸丰三年癸丑六月二十一日陆应谷奏,“杀毙头扎黄巾,手执伪令逆匪,查验胸前补服,系天官正丞相五字,又在高粱地内腰牌四面”。

咸丰三年五月《时闻丛录》载清军在开封获得太平军腰牌、功臣簿、功劳簿,三字经,均系“癸好年刻”。按太平天国三年历书,改癸丑为癸好。

姚宪之《粤匪纪略》云“咸丰三年五月,贼攻汴梁,十七日贼散,祥符令何怀珍缒城而出,赴乡追搜,擒贼目董某,得功劳簿二本,详载各贼年岁里居,咒语一本、书二本,是日围解”。

《粤匪纪略》又云“甲寅四年四月,太平天国北援军统帅黄生才,逃至山东萃县,尚带四五千人,我兵追杀无算,贼将黄旗、黄马褂衣履,及太平天国夏官正丞相印全行抛弃道旁,纷纷鸟兽散”。

同治三年,太平天国失败,清军入南京,曾国藩的奏报称,获得太平天国玉玺二件,金玺一件,均送军机处云云。

由上面数条可以知道,属于太平天国的情报、公文、书刊以及印信、腰牌、令旗、功臣簿、功劳簿、黄马褂等实物,我研究太平天国史,对于这些,不只是原始资料,亦系革命文物,亟欲藉资研究,一睹为快,因此我想到文献馆去看看,一是清查观看太平天国的本身文物,一是去检查清方不公开的秘密文件,如奏折中的附件等。

故宫博物院的三个馆,属于古物馆的,有公开陈列室,任人参观,图书、文献两馆,则不公开接待,想去参观浏览,须要机关单位介绍。文献馆馆长沈兼士,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主任,我是北大毕业,又是国学门的研究生,一向认识他。兼士是一个开明的学者,热心助人,我向他提出请求,他很高兴支持鼓励,经他许可,领到一个出入证,准许到文献馆去查看档案并到图书馆去看书,这给我的研究工作和写作任务,起到了极大的提高作用。

景山在故宫神武门外,大高殿在景山之内,何刚德《话梦录》说“为皇上祈雨之所”。这时却成为军机处档案储藏室。我去以后,先问规矩,不许带入毛笔墨盒,恐怕疏忽,污染原件,,只能使用铅笔纸片。虽然如此,我的机缘很好,里面的主管人员是单士元,士元兄是北大国学门研究所的学生,与我同所同年,当然得到许多照顾,士元在馆内整理档案,编辑出版的,有《掌故丛编》,后改为《文献丛编》,刊载了一些太平天国文件,又编印有《史料旬刊》,均为学术界所重视。士元还撰有《恭王府沿革考略》载于一九三八年《辅仁学志》第七卷,是一篇最早谈大观园的杰作,至今还是研究红学所必须参考的论著。一九二五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至今整七十年,士元当时参加故宫工作正十八岁,计算起来,现在是八十八岁,无人不知故宫的单老。他勤于钻研,成为建筑学、考古学的著名专家。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他在故宫工作生活了一辈子,溥仪出宫他进宫,可称是第二位“末代皇帝”。他现在还能在外活动,作报告讲演,老而弥健,可谓得天独厚矣。

我在大高殿跑了一个时期,专门查看道光、咸丰两朝的档案。抄录了不少重要资料,可是关于我的第一目的,要找的太平天国本身的文件、书刊、旗帜、印信等实物,一件也没有发现,可能被军机处人员认为是逆物将它毁掉。不无遗憾、失望。我的朋友也是和我同时研究太平史的伙伴俞大纲,发现了太平天国天德王洪大全的口供,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大纲撰文论述,刊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八卷第四号,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大纲所抄的档案目录及笔记留在我处,至今犹存,数年前大纲在台湾逝世。

至于曾国藩所进呈的太平天国国玺三件,二十年代后期,故宫午门楼上辟为陈列室,两颗玉玺曾陈列其上,拓印出售,收价五角,我买得一份。一件太平天国金玺,则被人盗毁,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四云:“同治五年二月初七日阅邸抄,刑部职员萨隆阿,潜至军机处,窃出洪逆伪印,事觉被谴。盖即前年沅帅(按即曾国荃)破金陵时所缴洪逆伪金玺。后知其人系穆彰阿之子刑部郎中、军机章京,窃印后,交后载门银匠溶化,分给店中赤金十余两,缙绅中无赖,世风可悲”。按穆彰阿系道光朝权相,其子又系军机章京,故敢于如此。太平天国最重要的文物,仅在军机处放了两年即被盗毁。

与我同时在大高殿参阅档案的,有吴燕绍老先生,吴老先生是光绪二十年进士,专究蒙藏史,在北京大学讲授西藏史,耄年劬学,诚为罕见。哲嗣吴玉年继承家学,发扬光大,整理边疆图籍,辑成丛书,为中外学人所重视,现在在民族大学任教。还有一位看档案的,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他讲授中国国际关系史,专看关于外交方面的材料。后任国民党驻苏大使、外交部长等职,蒋经国夫妇由苏联归国,便是他的斡旋之力。

我们几个人在大高殿看档案,虽然同时,并不碰头,均由士元招呼接待,此六十年前事,或者可以说是最早看档案的人。

御史衙门在景山附近,靠近北海公园,门牌是陟山门大街三号,人们都称这里为御史衙门。从它的规模看,不像是座衙门,门口没有石狮摆设,只是一个大空场,边上有几间小平房卖烧饼油条。房屋高大宽敞,前后三进,廊子亦宽,又不似普通民房,总共不过十几间房。我揣测或者是巡城御史的落脚处,老百姓便说它是御史衙门。按清朝典制,属于都察院的,京城有巡视五城御史,简称巡城御史,满汉各一人,由科道中简用,其职掌是“绥靖地方,厘剔奸弊”,是查管地面的官员。配以兵马司指挥,五城各一人,职掌是“巡缉盗贼,稽检囚徒”。官不大而有权,今存的北京街名,交道口有“北兵马司”,西四附近有“西兵马司”,尚可见其遗迹。三十年代这所称为御史衙门的房屋,划归北京图书馆作为宿舍。但是这座北京图书馆的宿舍,却没有一人住在这里,这里住的,全是学术界的单身汉,似乎是图书馆的招待所。

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前后,我和谭其骧(季龙)为了到图书馆阅览图书方便,想住在附近,于是租住御史衙门前一排东西两间,中间是过道,季龙住西边一间我住东边一间。房屋高大,每间约二十多米,每间房租每月四元。我们白天上课上班,晚上用功。那时我们刚毕业不久,都没有结婚,正是中青年时代,精力充沛,研究心强,白天常有人来,夜间清静,一般干到十二点。有时觉得困累,闲谈一会儿,季龙活泼勇敢,到东安市场九龙斋买几串冰糖葫芦,吃了酸甜凉食以后,精神复振。因为东安市场吉祥戏园演戏,午夜始散,距离不远,来回坐车,不过半小时。出去透透气亦好。那时常找季龙的客人,有周一良,许宝等,找我的有赵万里、王重民等。我同季龙在御史衙门同住了一年多,后来大概季龙在城外教书搬走,我亦搬出另租民房。

二十年代各帝国主义者退还义和团反帝运动后的庚子赔款,简称“庚款”,限制用于文化教育事业,英美庚款用于清华大学及修建北京图书馆,日本庚款,则由遗老杨钟羲、柯绍等组成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决定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先作地方志,季龙分得山东省,合计省府县志约一百多部,每篇提要约两千字,我与季龙合作,我作的多,季龙作的少。后来我作史部杂史类,及子部天文算法类,季龙又作什么,我不清楚。当时城内外交通不便,季龙进城,有时住在米市大街青年会,有时宿于我家,虽常见面,究因路途遥远,来去匆匆,不似过去聚会方便,这大约是一九三三年前后的事。

一九三四年春天,季龙与顾颉刚合作创办《禹贡》半月刊,这是季龙在学术上的重要阶段,生活也更忙起来,他要教书,要约稿看稿,还要写稿。他在《禹贡》上写的文章,有《论两汉两晋户口》、《辽史地理志补正》、《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粤东初民考》,约七八篇,都是很有分量的论文。他编了四卷,约两年时间,南去广东任教,《禹贡》由第五卷起,改由顾颉刚、冯家昇合编,出至第七卷,时间已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扩大,不久即停刊。《禹贡》专门考证历史地理,颇多重要不朽著作,特别值得注意的,老辈中如钱穆(宾四)写的《子夏居西河考》、《古三苗疆域考》、《秦三十六郡考》等。蒙文通写的《论古水道与交通》、《读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中国古代民族移徙考》、《秦为戎族考》等,均极难得。卷中有商务印书馆登的广告,介绍《中国文化丛书》第二辑,中有邓云特著的《中国救荒史》,据故宫博物院马非百说,邓云特即邓拓,人所鲜知,此时已一九三七年,可能是邓在上海光华大学时所著,可见邓在青年时期即已才智非凡,脱颖而出。

一九三五——三六年,我在上海主编《逸经》,在开封河南大学任教,季龙由广东回到北平在燕京大学。到一九四○年,我们都已结婚,犹记四○年正月初二三,季龙曾宿于我处,不久,他和老友萧璋(仲圭)同赴浙江大学任教,夫人李永藩留在北京,托我照顾,李永藩长相美丽,活像面捏的美人,天真幼稚,文化水平不高,往来细节,已不记忆,只记我病时,永藩送来一包芋头,称可疗疾,南去时我送至火车站而已,以后战争持久扩大,浙大迁至内地贵州,初犹通信,后来则音讯隔绝。抗战胜利,各校复员,仲圭回到北平任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季龙则转至复旦大学任教,彼此很少面晤矣。

季龙在复旦大学,专攻历史地理学及历代民族迁徒及经济、文化的发展,八十年代出版了《中国历代地图集》八大册,中外称为近代巨著,季龙被选为人大代表,平生精力所萃,总算成绩显著。常来北京开会,住在西郊宾馆,每次前去访问,互道近状,宾馆中人群嘈杂,出进往来,忙碌不已。我远道而去匆匆而别,季龙送出门外,在庭院中立谈片刻,各祝珍重,夜月朦胧,情绪苍凉,返回家中,已觉困累,回思过去朋友们在酒楼之欢聚,在御史衙门时之夜读,俨如梦寐,深感凄然。犹记文化革命中,我每月领生活费六十元,只够所发票据购买油粮之需,某年年底,我与季龙信中称“岁云暮矣,天寒地冻,煤米维艰”。季龙接信,寄来二十元,复信中云“区区仅表心意,乃私房钱所积,小金库无多也”。阅之感叹。

前几年李永藩去世,老伴先行,季龙孤独一身,生活更感寂寞,曾去信慰藉,建议觅一能干得力的保姆,维护起居,不知办到否,因恐心理上的冲击,或促其寿。

九十年代以后,季龙似少来京,每年年底,总寄一贺年片来,并于片中书写数行,以代信函,一九九○年所寄贺片,附语最长,略云“年初得华翰,疏懒搁置为罪,年底欲觅一美观雅正贺年片,竟无一惬意者,昨始购得此卡,虽无恭贺新禧字样,所用亦富于民族色彩祝福语,远愈于不问受者是否基督徒,强以圣诞快乐相加也,谨以此敬祝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今年六月弟第二次中风,现在行动更不如前,惟肺气肿较去年有所轻减,日惟翻阅报纸期刊,极少写作,所写不过零篇短札,既无论文可言,更谈不上专著。本埠会议,参加过几次,外地一概谢绝矣。移民史完全交由三位中青年撰写,弟不过偶然参加讨论耳。九○年十月三十日”。全片写满,毛笔字亦饱满潇洒,片中称尚能写文,参加活动,可见虽然中风,尚未躺下,力学一如既往。近年来未得季龙贺卡,极为悬念,屡去信询问,均未得复。最后去信,要求亲笔写几个字来,亦无音信,托沪上友人打听,只云有病,不言其他。

一九九二年八月中旬,儿子义华到上海出差,我嘱咐他到上海后,先到淮海中路去看谭伯伯,无论如何必须亲眼看见,他辗转寻到医院,经坚决请求,始允进去,见季龙已是昏迷状态,不闻不语,旁边只一老妇看守,义华用纸大写我的名字在他眼前摇晃,他睁眼略看,似已理解,微颔首而已。约一周后,季龙于八月二十八日逝世,终年八十二岁。学术界巨擘,于功成业就后,瞑目归道山矣。得讣后挽一联云:
 
一代绝学传三顾,半世知音有二俞
 
三顾者,顾炎武、顾祖禹、顾颉刚,均历史地理学大师。二俞者,俞平伯、俞大纲也。季龙喜昆曲,能拍板歌唱,过去,俞平伯是昆曲学会会长,系季龙知交。俞大纲工戏剧甚多,尤为季龙亲密朋友。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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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兴尧(1906-2006),中国著名藏书家、史学家。笔名无知、老长毛、荛公等。四川射洪人。192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1年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读研究生毕业,先后任职于北平女子第一中学、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精于清史,特别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亦善搜求史部古书,尤其是稿本。上世纪四十年代以《书林逸话》,名声鹊起。曾参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的纂修,所写提要皆为史部,而以自己五知书屋所藏稿本为特色。另著有《堪隐斋杂著》、《堪隐斋随笔》等书。


阿印于 2008-05-29 22:10:07 发表在分类:忆古谈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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