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九眼楼“身份”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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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霖在《宣镇东路舆图说》中记载：“登火焰山望之，而神京在前，宫阙在目，是京师以火焰为后屏也。东顾而蓟镇在左，西顾而昌镇环右，南山崔巍山卒山律，拱抱陵寝，龙之蟠虎之踞，美哉！”可见火焰山位之显要的战略地位和壮观的山河美景连明朝的秦霖也深感而叹。

但如此赫赫有名，且又位处重要战要地的九眼楼，却鲜有史料记载，连一块关于此楼的来历碑刻，也没有如其他敌台或边墙那样有石碑为证。说真的两周前与老普同去九眼楼之前，也是对九眼楼知之甚少，也并没有更多的资料可查。

只是到了九眼楼景区大门前，才发现门前立有一块简介牌。简介中如此写道，据《北京市延庆县地名志》记载：“九眼楼为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巡抚都御史王仪建，中间有大小红门，西至岔道羊头山，东至四海冶，长160华里，设五口，红门左右设墩14座。九眼楼在该边垣最东端四海乡石窑村南5里的火焰山。”

关于该楼构造，景区简介牌也进行了描述。九眼楼为正方形双层建筑，因每边有九个了望孔而得名。现存一层，高度为7.8米，每边为13米，了望孔高1.65米，宽0.5米，内有军士来回巡视宽1.2米的环形步道。九眼楼下部砌条石，上部有白灰砌青色城砖。楼下西侧有小平台，为军事集中的场地。平台北侧有砖砌的台阶，可达南楼。楼顶为砖砌拱形结构，楼内宽大。向北开两窗，四面各有一门，门高2米，阔1.2米。

据此简介，我初步知道了一些关于九眼楼筑建和构造的基本信息。但我迷惑的还是，九眼楼作为明长城中最为独特的一座敌楼，又处于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应有更多的史料记载。那么有关九眼楼更多的谜底如何一一去揭开呢？比如九眼楼明时归属的辖区、九眼楼明朝之称谓、为何要在此设立九眼楼等等，都需要我们一一去解答。

回来之后，查阅了《明史》、《明实录》，又在网上查阅了大量前人发表过的论文等，结合所有的史料记载，本文终于斗胆尝试着去解读一下九眼楼之谜。或许这些前辈们已做过论述，我并没有查到，或许小站还有更多的高手们，了解得比我更深更透，但即然我已做了一工作，还是将此整理出供大家“板砖”吧。

九眼楼明称镇南墩？

“九眼楼”之称应是后人据此每边有9个眼孔还叫的俗称，由于宣府镇辖区大量的墩台都有官称，而很多资料也有记载，那么九眼楼在明朝史料中是否有官称呢？

先查查看是否在史料中有这一带墩台的记载，果然查到了一些有关火焰山情况的历史记载。

《明实录北京史料》载，嘉靖二十八年四月，总督宣、大尚书翁万达在关于修建北东路外、近两边边墙的奏书中提到：“试以二边计之，东路起四海冶镇南墩而西至永宁尽界……”“臣往来相度，拟于镇南墩与蓟州所属火焰墩接界，塞其中空，筑墙仅三余里，可以省百数十里之戎兵。自此而西，历四海冶、永宁、光头岭、新宁堡一带，地势所可守者，止循旧边，地势不可乘者，稍为更改，俱创修新墙一道。北路外边，补修创造，务期通完。”

杜齐名在其《南山志总论》中也记载着“火焰山之旁，所不接蓟镇之边者，桃树庵百丈墙耳。往时三镇推诿，经数十年无肯任者，非难于墙，为难于守也。近倚宣镇完局矣，然临事必三镇共力同心，庶几无失，万一可虞，讵可独责宣镇乎?”

秦霖在《宣镇东路舆图说》又记载：“且以东路之界言之，其壤东接昌蓟，自火焰山起南分，而西南竟合河口，中若四海、灰岭、柳沟、岔道、大山口，垣长二百二十余里，隶之南山参戎焉。”

然而史料中提及的镇南墩是否就是为今之九眼楼或其前身呢？根据记载，宣府镇的翁万达在镇南墩与蓟州的火焰墩之间曾修过一道边墙，又以自此而西修建过一道边墙，另有一道边墙是自火焰起向西南，经四海、灰岭、柳沟、岔道、大山口。

再看看今之九眼楼的周边，也如史料所载共有三道石墙。一道向东方向与内边的砖墙相连，这一段便是翁万达提到的“塞其中空，筑墙仅三余里”的那段石墙。一道向北而去，直奔黑坨山，这一段也是翁万达提到的“自此而西，历四海冶、永宁、光头岭、新宁堡一带”的外边。还有一道向西而去，这便是《宣镇东路舆图说》中记载的宣府之南山路“据边东起四海冶之火焰山，西抵怀来南之合河口。”的那道边墙。

史料中记载的火焰山之三道边墙，与今实际情况完全一样，足以说明今之九眼楼所在峰顶便是史料中提及的火焰山。由于王仪筑建九眼楼于嘉靖二十二年，而翁万达提及的镇南墩于嘉靖二十八年，因而位之火焰山之巅的镇南墩便可能为今之九眼楼或其前身。如果王仪之后再也没有重建的话，那么镇南墩即可能为今之九眼楼。

是否据此可以推论，九眼楼明时即为镇南墩呢？我认为可能性极大。

九眼楼明属宣府镇南山路？

九眼楼为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巡抚都御史王仪所建，如果九眼楼为王仪所修，那么王仪是何许人呢？

据《明史－列传第九十一》载：“王仪，字克敬，文安人。嘉靖二年进士。……二十一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寇入龙门，总兵官郤永等败之。仪进右副都御史。寻以筑边垣，赉银币。寇自万全右卫入，游骑犯完、唐。夺俸二级。考察拾遗，贬一官。已，勘上失事罪，贬秩如初。久之，除肃州兵备副使，协巡抚杨博徙哈密遗种于境外。稍迁右参政，复拜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未行，俺答犯京师，诏仪驰镇通州。”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得知，嘉靖二十一年起王仪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并寻以筑边垣。按照谁的辖区谁负责筑建防御工事的惯例，九眼楼就应该便应归宣府镇所辖。

但问题是，延庆县境内的明长城沿军都山麓的自然形势，走向自东而西或自东而西北，沿山脊择险地而筑，在境内形成张开成剪刀状，这两路边垣分属宣府镇管辖的东路与南山路。宣府之东路“自火焰山至靖安堡一隅耳”（《东路志总论》），宣府之南山路“据边东起四海冶之火焰山，西抵怀来南之合河口”（《南山志总论》）。两路东之起点皆为火焰山。

秦霖在《宣镇东路舆图说》又记载：“且以东路之界言之，其壤东接昌蓟，自火焰山起南分，而西南竟合河口，中若四海、灰岭、柳沟、岔道、大山口，垣长二百二十余里，隶之南山参戎焉。其北分，而西北竟靖安堡，中若石城峪、黑汉岭、周四沟、黄土岭、刘斌堡，边墙一百八十里余。又自永宁城起，西分，而西南竟桃花，中若延庆、怀来、土木、沙城，新旧保安之属，迂回又数百余里，俱隶之东路参戎焉。”

也就是说，东路与南山路的分界点为火焰山，那么位于火焰山顶的九眼楼，是属于东路还是南山路所辖呢？

据《嘉靖•隆庆志》记载，“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巡都御史王仪奏请建南山路边垣”，而九眼楼恰好也建于此年间，也就是说边墙与楼是同一年代的建筑，那么是否可认为九眼楼就属南山路所辖呢？

我没有从史料记载中找到更多的最为直接的答案，而是逆向推论，从九眼楼下发掘的众多残碑中进行推论。

2000年6月此处开发旅游时，曾在九眼楼周边发现多块诗碑。共有完整诗碑8块，有6人题诗14首，另有一些碎碑。这些碑是1537年到1636年之间明朝宣府巡抚、巡按宣大御史和南山路参将所作。

在其记载的6人之中，除4人为宣府巡抚或巡按宣大御史外，还有2人为南山路参将，即1621年任南山路（从河北怀来官厅到北京延庆四海九眼楼、土边）参将的徐永胤、1625年任南山参将的山西人钱中选。在徐永胤《登火焰山次韵六首》中4位被次诗韵的题诗者中也都为宣府巡抚或巡按宣大御史。

因此，有案可查的先后登火焰山而题诗或立碑的10人中，除了宣府巡抚或巡按宣大御史，便是南山路参将，没有提及到东路参将。

按照今天的逻辑，能在一处标志性或重要建筑前立碑的，多是上级的官员或本区内的官员或名人，一般人是很难将碑立到同级的管区的。因而，基本上可以从另一面佐证，火焰山为南山路所辖，位于火焰山之巅的镇南墩也应为南山路所辖，也即今之九眼楼可能为宣府镇南山路所辖。

九眼楼筑于嘉靖二十二年？

据《北京市延庆县地名志》记载：“九眼楼为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巡抚都御史王仪建”，查阅其他史未此楼建造的记载。我没有找到《北京市延庆县地名志》这本书，不知道书中引用的史料来源于所处，只好再一次旁敲侧击了。

在九眼楼边挖掘的大量碑刻中发现，第一首咏诗九火焰山的却是郭登庸。我在《明史》、《明实录》等史料中没有查到郭登庸的记截，但《九眼楼的诗碑》一文中记道：郭登庸为“山西大同人，进士出身，嘉靖十六年任宣府巡抚。”从《中国人名大辞典》还查到，“郭登庸为山阴人，是正德年间的进士。”据此可以得知，郭登庸任职任宣府巡抚的时间要比王仪早6年。

九眼楼上并没有他的诗碑，但因发现了陕西关中人，天启元年（1621年）任南山路参将徐永胤所作的《登火焰山次韵六首》中，第一首便是《次郭中丞》。虽在九眼楼没有找到郭登庸的诗碑，但《延庆州志》所载有他作的诗《春日妫川东上》，徐诗的韵脚与州志所载郭诗相同，因而估计九眼楼在明时可能还有一块郭登庸的碑。

关键是在郭登庸诗中有一句“柝击栖鸟惊野戍，风轻春雁度山楼”，说明在郭登庸任宣府巡抚期间已建有九眼楼。而且在目前所能得到的所有关于九眼楼的咏诗中，郭登庸的诗是作于最早的一首，此为第一首诗。或许郭登庸便是当年九眼楼竣工之时，宣府镇辖区内最大的长官了。由此，不知道可否判断，九眼楼竣工之后，身为宣府巡抚的郭登庸曾登过此楼并赋诗。

问题是郭登庸任宣府巡抚至何时？所说的嘉靖二十二年是否还任宣府巡抚呢？本人并没有查到记载，或许这便是九眼楼筑建年代的关键佐证之一。

因此，九眼楼筑于何时对我来说，此谜还没足够的证据解开。

我依据所查史料对九眼的“身份”之谜作了一番大胆的推论，希望对九眼楼有所了解或了解更多的老大们“拍砖”吧。



本贴最后一次由野人老J修改于2006-07-19 22:23:22

野人老J于 2006-07-19 22:22:33 发表在分类：考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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