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血 亲人泪——孙永勤之孙采访记
红脸勇士 于2005-03-25 18:15:30发表于长城小站英 雄 血 亲 人 泪
——孙永勤之孙采访记

在英雄光环的背后，我看到更多的是亲人的泪水。——作者题记

一封出乎意料的网络来信
3月6日，《孙永勤将军牺牲70周年祭》一文在《燕赵都市报•新闻周刊》首发并在网络登出全文后，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响。这反响不仅有来自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那样的研究机构、石家庄日报社那样的新闻媒体、孙永勤家乡所在的兴隆县政府领导和群众方面的，更多的是来自普通读者和网友方面的反应。人们普遍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吉鸿昌、方志敏，当然更知道杨靖宇、赵尚志，但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孙永勤这位抗日英雄？人们共同的第二个反应是：我们应对孙永勤的英勇行为表示敬意和钦佩！这才是热血中华男儿，是令人崇敬的民族英雄！这样的反应，本在笔者意料之中，虽然热烈程度与预想的有些不同。这之后的时间里，笔者一直把全部身心放在了孙永勤被日军、国民政府联合围剿前后诸多未解之迷的追踪、调查上，未能了解文章在网上以后的阅读情况。直到3月22日清晨，笔者在半梦半醒时刻，忽然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网上的后续反应。笔者打开的第一个网站是《长城小站》，这是一个以介绍和保护长城为己任的公益性网站，我曾在上面查过有关长城方面的资料。找到文章帖子，第一眼便看到：回复红脸勇士字样（红脸勇士是笔者网名）。将帖子打开，便看到了一封我从未想到过的网络来信。全文如下：
红脸勇士：您好！
看到您的这篇文章我非常激动，并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为我是孙永勤的亲孙子，记得小时候回老家，常听奶奶说起爷爷。奶奶总是眼含泪水拉我到爷爷的灵位前，讲述着爷爷当年的英雄事迹……
我爷爷共有三儿两女，大伯孙文零，二伯孙文孝，我父亲老三孙文顺。我是孙文顺长子孙团营，二十多年前我父母带我和两个妹妹专程为我爷爷的事情，去了老家孙杖子、兴隆县民政局和承德市政府，办理我爷爷的有关烈士证明。现在我们家中仍然保有当年的有关材料和来往书信。我很想与您取得联系。
此致
礼！
我的电话：（略）
孙团营
于2005年3月17日
看完内容，我的第一反应是愣住了。为什么呢？2005年1月7日，当我们在兴隆县城采访县里有关人士，以及在车道沟采访孙永勤二儿子孙文孝之子孙忠然时，均曾仔细问过孙永勤还有没有其他的直系亲属尚在人世，我们得到的回答都是：没听说过还有其他亲属存在。那么怎么又出来一个孙团营呢？而且信上所留电话区号还是唐山地区呢？
检查来信发出时间是3月17日晚23点57分，离我看到的时间已有四天多的时间，我立刻拿起电话，拨通了自称是“孙永勤亲孙子”、名叫“孙团营”的人的电话号码。通报姓名后，一个激动的年青男子的声音立刻传了过来。据他讲，他为能与我联系上已经花费很多力气了。先是他在唐山小山办事处做售货员的爱人偶然在朋友家里看到3月6日的《燕赵都市报》，在这之前，从未有媒体用专版这么详细、深入地介绍爷爷孙永勤，他们看了后激动莫名，接着便是迫不及待地与燕赵都市报社联系，试图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因报社接听电话的人不清楚，又想到在互联网上搜索试试，直到凑巧在网上搜索到文章全文及我的网名，写下留言，希望我能看到，我又恰巧看到了。与孙团营的第一次通话时间很短，因了解到他是在为别人打工，不好影响他。我们约定晚上再通话。晚九点，我准时拨通了他家的号码，未想到这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中，孙团营抑制不住地两次痛哭失声。也正是这一谈，揭开了让人的心灵备受震动的孙永勤牺牲后孙家几代人的心灵史。

关于爷爷的记忆
1964年，两岁的孙团营随调到唐山陶瓷厂工作的父亲离开兴隆鹰手营子矿区，来到唐山，此后由于亲爱的父亲倍偿心灵煎熬之苦，过早离世，加之生活非常艰难，通讯不便，再也没有与从孙杖子老家迁徙至兴隆县城的二伯家后代联系。这造成了孙永勤的二儿子、三儿子两支虽同在河北，并近在咫尺（兴隆、唐山两地相距并不遥远；大儿子一支已无人），却互相不了解对方情况的遗憾局面。
孙团营的父亲是遗腹子，没有见过孙永勤。孙团营对爷爷孙永勤的所有了解主要来源于他亲爱的奶奶雷永兰。象在网络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小时候，奶奶雷永兰经常颤巍巍地一步一步地把年幼的孙团营领到孙永勤的灵牌前，然后就在那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把孙团营搂在怀中，一段段地给他讲起有关孙永勤的往事。孙团营的记忆中，奶奶最爱描述的是孙永勤的形象：白马、双枪、长袍、礼帽。爷爷的这个形象深深地印在了孙团营的脑海里，以至成年后，当孙团营从鹰手营子和唐山回老家探望老家遗址，经过长城和滦河时，脑中总是幻化出高大威武的爷爷骑白马、提双枪、穿黑长袍、戴黑礼帽，挺立于雄峻高耸的长城之上和碧波荡漾的滦河岸边的情景。
据奶奶讲述，孙永勤当年起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听说了日本占领朝鲜后，不光要几家共用一把菜刀，而且要求朝鲜人趴在地上，给日本人当上马石。孙永勤忍受不了中国如果亡国，在中国人身上也肯定会出现的这种耻辱，于是不顾亲人的拼死反对，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启发下，决定起义。
对母亲的不赞同，由于孙永勤是个大孝子，他采取了自己的办法：每次做战结束回到家中，到吃饭时刻，必先亲到母亲屋里，问母亲是否吃过。如母亲赌气不吃，则自己也不吃；只有母亲吃了，才端起碗，在母亲面前故意扑噜扑噜吃出声来，让母亲转怒为笑。
对深爱的妻子和妹妹，孙永勤则没有那么客气了。此方面的事情，元月份我们在兴隆县蘑菇峪乡采访抗日救国军老战士史耀华时，他曾讲到：当雷永兰拼命抱住孙永勤臂膀，不让他再带队伍出去打击日军时，孙永勤气得一把将雷永兰抡倒在地，大喊道：再撕撤，我踢碎你的下巴。孙永勤起义初期，为解决武器问题，曾采取“募枪”和“押枪”的办法。募枪，即劝财主赞助枪支，怕丢失，可以跟人。押枪，即财主无论如何不给枪，只能采取安排很多人在财主家吃住，以此向财主施压；或是将财主家人带走，以枪赎人的办法。据佟靖功先生调查，孙永勤对亲妹妹就曾采用了押枪的办法。妹妹嫁到了城墙峪有名的张财主家，却一口咬定家中没枪，孙永勤率二百余名官兵在她家连续吃住六、七天，不起作用。一气之下命令亲兵将外甥绑起来就打。外甥还是坚持说没有，孙永勤大声斥责道：“不亲不故的还给我枪打日本呢。越是亲戚越拆墙，不给我们，留着给鬼子？”他一下子举枪对准外甥，慌得妹妹扑通跪下，交出六支大枪，一把匣枪，跟出七个人来。
据孙团营讲述，奶奶说起过，孙永勤曾带队到张家口与冯玉祥、吉鸿昌会晤，并得到过冯玉祥的支持，当时的讲法叫“挂对”（准确文字及涵义不知）。考冯玉祥、吉鸿昌抗日同盟军自1933年5月底成立，至10月中旬在日本、国民政府联合夹击下，即告彻底失败。如孙永勤确实与冯玉祥、吉鸿昌联系过，也当是孙永勤起义前，任民团团总时。此事还需文史工作者考证、核实，但不管怎么说，它丰富了有关孙永勤的资料。
雷永兰曾多次对孙团营提及：孙永勤本可以不死，至少不至于死的那么早。1935年5月，当日军逼迫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进关的图谋已经非常明显时，曾有不少人提议不要入关，先将抗日救国军就地遣散，待避过锋头后，在东山再起。那时的孙永勤腿部已负伤，无法行走，只能由士兵用椅子抬着。他的嗓子也因上火至扁桃腺严重发炎，讲话很困难。孙团营的大伯孙文零那时12岁，已跟随队伍学会打枪。他看到父亲痛苦的样子，也坚持不让父亲去关里。由于当时已是5月，但官兵还穿着厚重的棉衣，孙永勤不忍见此，加之需要解决枪弹问题，不顾众议，还是去了关里，结果很快就中了日军和国民政府的圈套，牺牲于长城以南不远处的遵化茅山之上。

奶奶与灵牌
奶奶雷永兰是今年44岁的孙团营极为敬重之人。据说1935年5月24日，孙永勤牺牲于茅山的消息传到雷永兰耳中之时，雷永兰表现的异常平静。孙团营曾为此事问过奶奶。奶奶回答说：那么多人围着打了三天，还能活的了吗？死是正常的。
我们无法判断，当年雷永兰的镇静是真的，还是刻意压制的。因为，2004年12月24日，我们在茅山采访时，曾听茅山沟村民真切地给我们描述过这样一个情景：1935年5月底，即在孙永勤牺牲后几日，日军和国民政府特警队均已撤走，一个傍晚，有村民亲眼看到雷永兰偏坐在毛驴之上，来到茅山前。雷永兰下了毛驴，冲着茅山主峰方向，呜呜咽咽压抑着哭了一阵，在暮色中又偏骑着毛驴无限孤单地离去……
我们曾专就这个说法，问过孙永勤二儿媳员玉萍，她说未听婆婆谈过此事。这次也追问了一下孙团营，他也说未听奶奶及别人说过此事。但孙团营却讲述了一个我们从不知道的事情：日军在茅山将孙永勤消灭后，为铲草除根，开始了疯狂剿杀孙永勤亲属的行动，只要闻听是姓孙的，就不问青红皂白，格杀勿论。在这种情况下，为保住孙永勤的骨血，雷永兰开始了历尽磨难的逃亡生涯。她先是逃到丰润县老庄子一个大户人家，认主人为干爹，躲了几年，但在一天夜里，却突然套上车，带着五个儿女，星夜仓惶远遁，详情不得而知。传说雷永兰后来还带着儿女到东北避难几年。大约是日本投降后，雷永兰重新回到兴隆县孙杖子老家。
雷永兰年轻时长得非常漂亮，这从她晚年的照片中就可以感受到。
据孙团营讲，奶奶和爷爷的感情非常好。奶奶虽曾在爷爷起义初期，拦阻过他，爷爷为此还动过粗，但爷爷也知道，这是奶奶在为他担心。“你爷爷那么威风，他怕我”，奶奶曾不无自豪的对孙团营这样讲过。
孙永勤牺牲时，雷永兰才三十几岁，但坚持守寡，终生未改嫁。她把孙永勤当作了自己唯一的男人，请人专门为孙永勤做了一个灵牌，这个灵牌一直陪伴了她几十年。
需要补充的是，雷永兰并不是孙永勤的结发妻子。孙永勤的第一个妻子很早就因病而亡，雷永兰是孙永勤后娶的妻子。他们是经村民介绍，认识结婚的。文革时期，雷永兰曾被错误地当作“土匪”家属，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上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被确认为“革命烈士”家属后，一直随大儿子孙文零生活，孙文零去世后，又随二儿子孙文孝生活。雷永兰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兴隆县车道沟去世。
雷永兰生前十分感念李运昌将军。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解放后不久，李运昌将军曾专门到孙杖子寻找雷永兰，他把她尊称为老嫂子，希望接老嫂子进京。因雷永兰当时住在聚宝盆娘家，未能见面。尽管如此，雷永兰仍十分感动，她非常感激李运昌将军那样的从革命战争年代走出的共产党人没有忘记她、没有忘记孙永勤。她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父亲的泪
孙永勤与雷永兰育有三儿一女。雷永兰一生对谁都好，唯独对三儿子孙文顺即孙团营的父亲不好。追究原因，据说孙永勤是雷永兰怀孙文顺期间牺牲的，民间有孙文顺命硬，妨爸爸的说法。相信雷永兰是因为深爱孙永勤才不喜欢孙文顺这个孩子的，也相信雷永兰为避免让孩子伤心，内心深处也一定做过剧烈的斗争，但人世间很多事情是非理性所能完全控制的。孙团营的父亲一生未能从因为自己的出生而导致了父亲的死亡这个阴影中走出。你能想象一个14岁的男孩，眼馋地看着别的孩子温暖地依偎在父母的卵翼下，自己却不得不在刚解放的混乱时刻，独自远走他乡谋生的情况吗？那就是孙文顺。无法准确知道孙文顺到底都经历了哪些难以言说的磨难，承受了哪些心理痛苦，因为他早已不在人世了。现在所能知道的，只是孙团营听父亲讲过的：他长大后，在兴隆鹰手营子矿区当了兵，并在那里就地复员做了矿工。1964年，部分矿工被转到唐山陶瓷厂，孙文顺来到了唐山。
据孙团营讲，尽管奶奶雷永兰一直对父亲有一股无名的怨气，但父亲对奶奶却不敢有抱怨之心，只能更加恪尽为孝之道。孙团营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当父亲看到奶奶在家乡因受到不公正待遇，人住在露雨的房子里，还要受人欺负的情景。父亲难过地流下眼泪，当时父亲就下定决心，一定不让奶奶再受苦，一定要为奶奶讨回公道。孙团营回忆说，那是一幅至今想起令人心酸的图景：四十多岁的父亲背着七十多岁的奶奶，母亲抱着小妹妹，孙团营自己搀扶着年龄已很大的大伯，六口人艰难地行走在从孙杖子到兴隆县城，从兴隆县城到承德市漫长的上访之路上。当他们终于从当时的承德市长那里得到肯定、公正的答复时，孙团营注意到父亲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知道，父亲感觉可以对得起母亲的养育之恩了。
孙文顺最终未能从郁郁寡欢的命运中摆脱。这里有他自己也认为罪孽深重，若不是自己的降生，不会导致自己深深敬爱的父亲死亡的原因，也有他因注定无由与亲爱的父亲谋面，而导致人生终极缺憾无法补足的原因。据孙团营回忆，父亲经常陷入思念爷爷孙永勤的苦痛之中而难以自拔，总哭着说：“没见过你爷爷，是爸爸一生的悲哀”，过年时也经常跟孙团营兄妹说：“你们都应该满足，你看我都没见过爹”。有一件事，孙团营印象非常深刻：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期，当时孙永勤被冠以“土匪”的罪名，雷永兰遭牵连、受磨难，原任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第二总队长的年焕兴（与李连贵突围成功，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被剿灭后加入包森支队，与战友活捉了日本天皇表弟赤本大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了解到此情况后，托人捎话给孙文顺，告知他知道孙永勤遗体埋藏地点，若孙永勤不被平反，愿意与孙文顺一起挖出孙永勤遗体，抬着去中央申诉。孙文顺听到年焕兴知道孙永勤遗体下落的消息，高兴不已：那是他日思夜想的父亲，还有什么比能见到他，尽管是遗体，而且是残缺不全（头颅已被日军割走，下落不明），更能令人高兴的呢！孙文顺兴冲冲地按约定时间去见年焕兴，当他到达时，被告知：年焕兴已不幸因病去世了。孙文顺捶胸顿足，只能更加感叹上天对自己不公，命苦。
孙文顺1982年因患病毒性脑膜炎去世，年仅47岁。
孙文顺的过早去世，给家庭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由于丧失了重要的经济支柱，光靠做教师的母亲一人的工资绝难维持还有三个孩子要抚养的家庭，孙团营的母亲不得不夜里去菜市场拣菜帮，以尽量减少开支。

爷爷的血
孙永勤与第一个妻子生有一女，已早逝，遗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赵显刚，一个叫赵显朝，现生活在距孙杖子几华里远的一个山村，生活状况不明；孙永勤与雷永兰生的三子一女：大儿子孙文零，1980年自缢身亡，原因不详；二儿子孙文孝，九十年代中期去世；三儿子孙文顺，如前所述，1982年去世；女儿孙彩云，约80年代末去世。三子一女中，大儿子、女儿后代已绝。目前留有后代的只有分处兴隆、唐山的二儿子、三儿子两家。即使这两家，目前生活情况也都非常不好：孙永勤在兴隆的孙子孙忠然，今年32岁，已下岗几年，身患腰肌劳损症，靠学了一点电焊技术，给人干零活为生；孙永勤在唐山的孙子孙团营，今年44岁，大妹妹病退，小妹妹没工作，自己尽管在唐山陶瓷厂服务公司工作时因表现出色，一直是班、组长，但因工矿企业的普遍不景气，也于2002年下岗，身患腰椎、劲椎、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目前除靠每月领取政府颁发的托管费218元外，依靠给人打零工赚取生活费用和支付儿子高昂的大学费用。电话中，我曾问及孙团营是否找过政府，孙团营说，在很多朋友的劝说下，他试着给唐山市民政局打过一次电话，对方说，我们这儿还下岗呢，就没好意思再找。从内心里，孙团营很希望政府能帮一帮与他同龄的这一批四十多岁的下岗职工，因为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年纪，生活负担又很重，但理智又使他不想要政府帮助：他不愿意玷污爷爷孙永勤的英名，不愿意别人说他是靠在孙永勤的功劳薄上讨生活。“政府能帮助，肯定不会给政府丢脸，因为爷爷、父亲都不会允许自己胡作非为；政府不帮助，也会勇敢地面对来自生活的一切挑战，因为我是孙永勤的孙子，毕竟身体里流着爷爷的血！”孙团营这样坚定地说。
采访的最后，当问及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时，孙团营说，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媒体能更多的宣传爷爷和跟随爷爷一同抗战的的抗日救国军官兵事迹。抗日救国军的很多官兵是为爷爷的精神所感染，抛家舍业参加抗日的。他们很惨，没活下几个，希望哪怕是只给他们一点精神上的待遇也好。他们是为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不是为自己的私利，是民族英雄。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有爱国之心，中国需要有爱国之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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