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荒火
 旷野上野兔和宿鸟都被惊起,苍狼远远地蹲在一块孤石之上,闪着惊惶失措的绿幽幽的光。我在莽莽的草地上走着。你会来吗? 

2005-09-03 Sat

韩茂才首次揭密东宁要塞群里的日军慰安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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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慰安妇 埋在心底的血和泪

采访健在的慰安妇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些人移居外地,故于他乡;有些人隐姓埋名不愿再提起当年那段历史。据这些年所掌握和了解的情况,已知健在的慰安妇只有4人,除一名住在道河小地营的李凤云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外能接受采访,其他3人从不接受采访。我的一位同事和我说过一次采访经历,说老伴手拿斧头在门口坐着,不让记者入内;有的子女出来干预等。我知道这次采访面临艰难,但我还是下决心去采记他们。因为,他们是侵华日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活的证据。这些人年事已高,有今天无明天的说没就没,也是一项抢救性的工程。因此,我决定还是先易后难,先采访李凤云。

自卖自身 给母亲治病的李凤云

  李凤云家住离东宁县城50公里的道河镇小地营村,是政府安排她住进了敬老院。我曾跟随记者见过李老,李老原籍是朝鲜平壤人,今年80岁,看上去老人一脸沧桑。老人不会朝语,汉语说的也不好,时常还带有一点山东味。我这次采访事先和道河镇的领导打了招呼,所以,敬老院的主人周密而细致的安排了这次采访。
  我驱车来到敬老院的时候,李老和敬老院的人早在小会议室里等候。李老知道我的来意,便开始讲诉她那一段苦难的历史:
  “我的老家在北朝鲜农村,一开始在弄城,后来搬到平壤。我的原名叫李寿段,在念书的时候日本人改姓叫‘松春’,在慰安所里日本人又强迫改名叫‘西刀米’。我19岁来到哈尔滨阿城。那年母亲有病,治病该人家钱还不上,招工的说到中国能挣到钱,开始说是唱歌跳舞,没说干那事。来到阿城后,住的是日本人开的‘旅馆’,其实就是日本人的‘窑子’ (慰安所)。接待的全是日本人,当时我也没见过日本兵,吓得我就跑,抓回来差点没打死。说话不像咱们,他说话咱也听不懂。我在阿城那个地方干了一年多,家里就捎信来,说我妈妈病重了,快不行了,我就偷偷地逃回家去了。我妈妈听说我为了给她治病卖给了日本‘窑子’,病情更加严重,不久就去世了。”
  失去亲人的李凤云心情非常沉重,后来爸爸又给她找了一个后妈,后妈对她又不好,生活十分艰苦,她一天只能用泡的豆饼水来充饥。她实在是受不了啦,她又把自己卖给了“招工”的,来到东宁县石门子。
  “我是21岁那年到的东宁石门子,我在的那个慰安所叫‘苏苏浪’,也都是接待当兵的,老百姓不行。头午接待小兵,下午接待小官,到了晚上接待大官,大官可以住下,一天要接待20来个人。”
  “那时候一天就给两顿饭,吃不饱,平时吃高粱米大葱蘸盐面。有时候饿的不行了,到人家菜窖偷点小青萝卜吃,被人家发现后挨那个打呀。有时想哭就在被窝里偷着哭,不敢叫老板看见,擦干眼泪还得接客。”老人说着已是声声泪下了。她擦了擦眼泪接着说:“事变时老板把我们的行李都装上了车,说是上哈尔滨,当时兵荒马乱的一些人都跑了,我们40多个朝鲜姐妹跑到了太平川,在那里住了40多天,后来我们10几个人又搬到大肚川住,我住的对门有一个饭店,有个叫李跃星的在那里头干活,时间长了他们就给介绍对象,我无依无靠的就和他结了婚,一年后我家搬到了小地营。我没有生育,老头对我也不好,经常打我骂我。我白天到生产队里去干活,回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下雨天我还要上山去捡木耳,大队的干部看我太苦了,就劝我离婚,我没同意,就凑合着和老头过,我有苦跟谁说去……”
  “提起日本人我扒他的皮也不解恨。我不说别的,他们蹂躏的中国人、朝鲜人有多少? 日本人男女咱不说,他们都回国了,挺高兴的,我们哪有回去的路啊,光出来了回不去了。日本人可绝了,把姓都改了,不让咱过阴历年,不让穿朝鲜衣裳,让穿日本衣裳,你看电影电视那一点都不差。共产党对他们多好,几个月的,五六岁的,都把他们拉把大了,都送回国去看看。要是日本人那就一个也剩不下,我就是扒了他们的皮也不解恨。
采访就要结束了,老人的话好像永远也说不完,因为她受的苦太多了。李老在66岁的时候政府安排她住进了敬老院,住单间,有电视,有吃有穿。腰腿疼给找大夫治,护理员还经常给按摩,每年还给过生日。她感谢党和政府对她的关怀,但她遗憾的是60年来没能回朝鲜老家去看看亲人!
李凤云老人一直对家人隐瞒着那段屈辱的身世,直到前些年,李凤云的老伴才知道她当过“慰安妇”的经历,从此每天闷闷不乐,有一天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直到20多天后有人在后山的河沟边发现他的尸体。李凤云老人因当“慰安妇”时备受折磨而失去了生育能力,没有儿女,老伴死后她就住进了镇上的敬老院。
她深深的皱纹、苍白的头发,使其显得异常的苍老,这张脸上记录着太多的痛苦回忆。当老人谈起往事时,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她恨日本人,甚至当仓桥绫子来中国替她的父亲道歉时,她都没有原谅她父亲的罪行,只是淡淡地对她说:“我不认识你父亲,你回去吧。”老人激动地对记者说:“日本人犯下的罪行,单单道歉是没有用的,到死我也不能原谅他们。”

  生活逼泊 被卖过五次的金淑兰

  第二个人我准备采访金淑兰。金淑兰是采访中我最打怵的一家。因为她的老伴高大爷最烦记者的采访,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曾多次把记者据之门外。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去试一试。
  金老住在东宁镇里。一个雨天,我和文管所的宋所长来到金老家,出来开门的是她的老伴,因金老腿痛没有下地。金老虽上了年纪,但还可以看出她年轻时的秀气和漂亮。我介绍了身份和来意,问起慰安妇的事,金老看着老头不高兴的脸说不知道。这时我看到桌上放着一本《党的生活》,我问:“高大爷,你是党员?”他回答说:“是,在粮库退休的。”高大爷今年86岁,耳朵很聋,说话大声喊才能听见。我想,要想采访成功,还得先做好高大爷的工作。我向他解释,我们是来了解伪满时期的事,你们是受害者,帮你讨个公道。这么大岁数了,现在不说以后就没的机会了。我的一番话,老人没有吱声,但也没看出有反对的意思,我赶紧拿出买来的一点水果送给老人,看高老有了点高兴,话才转到了正题上。
  金淑云老人今年80岁,原籍是朝鲜平壤。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人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金淑云的一家也是在所难逃。金老从小就有一段苦难和不凡的历史。应我们提出的问题,老人进入了一段痛苦的回忆:
  “我是在平壤出生的,家里生活挺困难的,我家人口多,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两个妹妹,生活困难的几乎用水来充饥。记得我7岁那年父亲被地主活活打死了,父亲死了以后生活就更不行了,家里为了生活就把我给卖了。一共把我卖了5次,一直到20岁始终在外边,给人家做饭,看孩子,洗衣服,做佣人。”
  “第一次把我卖到新义州,那年我才15岁,卖的时候说是给人家当干女儿,到了人家是看孩子。有时地主老财有钱的来了就让我陪,他们想干啥你就得干啥,没有办法。在新义州干了一年半多一点,我又回到了平壤,是我自己挣钱还了债才回家。回来后,家里就剩下我母亲、一个哥哥、嫂子,还有姐姐和两个妹妹。哥哥是一个罗锅,天生的残废,啥活也干不了。姐姐在我15岁的时候嫁给了跟前的一家人。从新义州回到平壤以后,我就在家呆了10来天,因家里太穷,实在没有办法,家里又把我卖到奉天(沈阳),卖了100元钱,在一个饭店里边当服务员,干一些杂活,因不会说汉语,也遭老罪了。在奉天呆了两年,也就17岁了,还完债以后我又回到了平壤。回来后家里就剩了妈妈和两个小妹妹了,因为家里欠了地主家的钱,家里没钱还,又把我送给地主家抵了债。完了之后,地主家又把我卖了,卖给了离我家五个火车站地的一个村里有钱人家,在一个酒家当服务员,我在那干了5个月以后,这家老板又把我卖到了离这个村八里地的一家人家。这家的老板特别狠毒,不是打就是骂。我在那里干了一年多一点的时候,然后这家的老板以300元的价格又把我卖到了黑龙江东宁日本人开的妓院。”
  “我是19到的东宁,卖我时说是招工,把我骗来了。为了生活,当时是姑娘,让日本人抓去回家也回不去,没有钱,生活所迫,现在想起来那个日子心里还害怕。越害怕日本人就越打你,打服了,回家也回不去,跑就打,最后就认命了。在东宁慰安所里的日本老板特别狠毒,接待不好往死打你。后来从石门子下来的一个日本军官,是个上尉,他经常来,我们就认识了,他说石门子那个地方能比这好点,叫我上那去。我想,换个地方兴许能强点,到了石门子一看,到哪都一样。”
  我问金老:“一天要接待多少个日本兵?”
  金老说:“一旦是休息日,要接待20多个,甚至无数个。每天要接待8个就不给你饭吃,超过10个能吃点高粱米饭,大葱蘸盐面。后来受不了啦,到哪都一样,每天都达到无数个,有时候达到休克为止。”金老擦去脸上的泪水,停顿一下接着说:“那时整天地忧虑,想跑跑不了,抓回来就打你,往你鼻子里灌辣椒水,醒过来就得接客。”
  “你们姐妹当中有没有被折磨死的?”
  “有,太多了。第二次去的那家有3个人被折磨死了。你再难受也得化妆抹粉,漂亮点,一不化妆时就随时随地地挨打,灌辣椒水。有个15岁的小姑娘,还是处女,日本兵带着避孕套硬往里塞,没有人性。”
  “慰安妇都是从那来的?”
“她们一般都是从朝鲜来的,年龄都是十七八岁,当时日本侵略了朝鲜,为了生存到中国来,没想到中国也有日本人,想回也回不去了。
  金老现在想起来那段历史心里就害怕,落了一身病,整个大胯痛,腿也不能动弹,整年的吃药,花了很多的钱。1945年光复时慰安妇多数都跑了,战乱年代是死是活很难知道,现在她只知道还有三个同伴还在。25岁时她嫁给了大肚川一个姓郭的人,过了13年没生孩子就分手了。38岁嫁给了现在的老伴,生有一个女儿,还抱养了一个儿子,一直到现在。
当记者问到如果有日本人给您钱,让您不要说出过去的历史,您会怎样做。金淑兰老人坚定地说:“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要钱还有什么用,只是想讨回公道。原来自己的这段历史不愿对人说,后来想自己如果不说,得逞的只有坏人。如果有人资助,我愿意到日本去告他们。”
在采访的过程中,金老人的老伴一直在门外踱步。据金老人讲,当自己的老伴知道自己从前的这段经历后就经常和自己吵架,也不愿让记者采访。看得出来老人晚年的生活也因此而受到了影响。

工厂“招工” 被招进慰安所的李光子

  金老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个比较要好的同伴,这些年还有来往,她叫李光子,住在高安村河南。她说:“今天下雨,等好天我就领你们去。”我看金老心情很好,我便说:“车就在外面,现在去行不行?”金老竟满口答应了。我们搀扶老人上了车,不一会就到了三岔口镇高安村南李光子的家。三间大瓦房,方整的大院。我们走进院里,金老就用朝语喊了一声,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她双手扶膝深深的鞠躬,全是一套日本妇女的礼节。想必她就是要找的主人吧?她上前拉着金老的手泪水已经涌了出来。来到屋里,两位老人面对面的坐着用朝语谈了起来,那种亲热好像是多年没有见面的亲人。因为金老腿痛并拄了拐杖,金老用朝语说了几句话,李老亲自拿来大药丸,团成一粒一粒的亲自放到金老的嘴里,并用水送下。通过她们的语气和表情可以看得出,她们当年背井离乡,同生死共患难,互相体贴入微的那种姐妹感情。
  金老早已把我们来的意思说明了,但李老不会说汉族话,请来了他的小叔子给我们当翻译,李老开始讲述了她的痛苦历史:
  “我今年74岁,是在日本出生的,父亲在一家日本的株式会社干活。在我6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去世以后,当时有我和妈妈还有妹妹三个人,生活非常艰苦。后来母亲得了病,最后不行了,我的叔叔在韩国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到日本把我们娘三个接回了韩国釜山。回来之后为了生活,妈妈到了一家工厂给人做衣服。到我7岁的时候,我母亲说,这样也不行啊,日子也没法过,说我能不能找点活干,然后我就到一家小旅馆当了服务员,给人家干一些杂活和零活。到我9岁的时候又到一家小旅馆给人家做来人挂条,也给人家做菜,洗衣服,什么活都干。干活没有工钱,只是管饭,说是一年给一套衣服,结果一套也没给。在我15岁那年,妹妹来找我,我想家,俩人都哭了,我妹妹提出来要回家,我俩就回去了。我干活的地方离我家是8里地,但我在外的8年和妈妈一直没有见面。妈妈心疼我,看见我这样受苦,就不让我回旅馆去干活了,后来我叔叔介绍我到一家工厂里学织布。”
  “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个韩国女人,是一个酒店的老板,她对我妈妈说,中国有个纺织厂挺大的,到那能挣着钱,还能吃大米饭,何必在这受罪。虽然这个酒店的老板说的多么多么好,我还是考虑了妈妈和我的妹妹,我走了她们怎么办?所以我就没有答应。到了第二天,这个老板又上我在的工厂找我,她说,看你在这里挺遭罪的,说去吧去吧,听我的,中国大米有的是,工厂也多,还能挣钱。因为生活所迫,妈妈有病又没钱治,我对那个老板说,你给我妈点钱我就去。那个老板答应了我的要求,给了我妈多少钱我也没问。”
  “钱给了,说三天必须走,我妈妈把她自己的衣裳改了一下给我穿上,因为我的个子小。是酒店的女老板领我一个人走的。从釜山坐火车,三天到了牡丹江,是从图门这个线过来的。在牡丹江给我办了入境的手续,从牡丹江又坐火车到了东宁,在东宁一下火车,就看见有三辆带棚的军用车在那里停着,车上有日本军人,军人还带着枪,然后就让我上车,这时候吓得我就不敢上车了,他们就硬拉我上了军车,就把我拉到了石门子,下了车就半夜了,给我安排了一个小破屋睡觉。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到处都是日本军人,还有很多妇女。这个时候和我同来的女老板对我说,你这小丫头蛋子,这里不是工厂?你今天也看明白了,就在这地方哭也没有用。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板就是石门子慰安所的女老板。”
  “他们没有让我马上接客,而是考验我,开始叫我干点杂活,在干杂活的时候他们在旮旯里放点钱什么的,他们看我拿不拿。考验完了之后,第10天安排了个小屋就让我接客。我怎么求他们都不行,我说扫地洗衣裳干什么都行,那一年我才16岁。我在的那地方叫‘爱筒所’,男老板是日本人,叫伊道桑。”
  我问李老:“第一次接待日本兵有没有反抗?”
  李老说:“我做出了拼命的反抗,,反抗也不行,那个日本兵拿着一把刀摁着我,给我扒了衣裳,我年龄小,也抗争不过他呀。我呆的这个慰安所有个规定,每完一个要交给老板一个小票,一天如果达不到15个小票就得挨打,下跪,打耳光,还不给饭吃。开始我一直对抗,达不到数,所以我天天挨打。老板骂,这个小丫头蛋子给我往死里打。后来实在是没有招了,只好认命了。”
  “这事提起来就没法说了,吃的是高粱米饭,冬天吃的菜是冻萝卜煮咸盐水,夏天吃的是咸盐水和大葱,就吃这个。吃不饱也得干那个活,白天来的是小兵,到了晚上来的是官,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来了例假也不行,怎么说也是不行。老板让你把它擦洗干净,叫人感到很干净,不这么做老板不让,一年四季就是这样,在那里是一点自由也没有。他们上午9点多钟来,下午两点多钟走,3点钟以后能休息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官就来了。”
  “就这样,钱也没挣到,没钱也回不去,就一天一天的忍着盼着。三年中我在那个‘爱简所’有两个姐妹生了病也不给治,也不给饭吃,眼看着死去,死后用自己的被子裹着,扔到荒野外。”
  “光复那年苏联红军打过来了,飞机往地下扫射,我们一看没人管了,我们40多个朝鲜姐妹就奔太平川跑了,跑到那个地方碰到一些鲜族人,有一个人把我们40多个姐妹分到各家去住,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太平川的老百姓收留了我们。有一个叫卢其汉的小伙子和他妈也是因避难跑到这来的,我们在这里住了40多天就认识了。有人给我和这小伙子介绍当对象,那个介绍人和她妈说,我只是在‘那里’擦擦地什么的,就当服务员了,没干别的,结果这个小伙子他妈就同意了。40多天后我们就开始分散了,有20多人又回到了石门子,其他人就到了大肚川一带,我和卢其汉到了三岔口光星定居。”
1950年卢其汉参加抗美援朝,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可能是牺牲在战场上了。13年后,李光子又找了第二个老伴叫金再石过日子,生有一个儿子,老伴在1994年去世。儿子现在家种地,生活过的不宽裕。李老到现在也没有和家人联系上,她思念家乡的亲人。
记者不忍再让老人回忆她那段痛苦的经历,直接问老人:“这些年是否有日本人来找过你?”
“有,一个女的拿着她父亲的照片问我是否认识,并来替她的父亲道歉。”老人所说这个女的是仓桥绫子。
“那有没有日本人过来说给您钱不让您去说过去的那段经历。”
“日本人不可能给钱,我了解他们。一想起往事,就算把他们剁成肉馅也不解恨。”老人家紧握双拳愤怒地对记者说。
“那有没有其他人来给过您钱。”
“有,今年8月16日来了6个韩国人,是挺身队研究所的,为首的韩国女人叫高惠贞,是所长。他们来后,看我生活困难给了我一些钱,并问我,如果她们去日本上诉,我是否愿意一起出庭作证。”
“那您是如何看待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这件事的。”“以前不敢说,现在都活到这把年纪了,是到将历史澄清的时候了,日本政府应当赔偿。但如果是私了,再多的钱我也不想要。”老人叹了口气接着说:“太漫长了,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日本政府认罪呀。”

  性格刚烈 永不低头的池桂兰

  池桂兰原籍是韩国釜山人,今年79岁,现住大肚川村。池老有一儿一女都已结婚,儿子在家务农,女儿住在县城里。子女都拒绝采访。一天,我来到村里先找到了妇联干部一同到了池老家,正巧她是一个人在家。妇联干部和她沾亲,管池老叫老姑,她帮助我说明来意。
  池老说:“我是1944年8月来到石门子的,也是被招工骗来的。因为姊妹6个,家庭生活困难,出来想挣点钱,没想到来这里。”
  池老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在本国念书念到初中二年级,她感到干这样的“工作”受到了人格的侮辱,就一次次地不从,一次次地挨打,受尽了折磨。池老也是最有骨气的一个。她耳朵聋,大声喊才能听到。她说:“就是那时候打聋的,日本鬼子很凶,不管怎么打我,我没有在他们面前掉过一次眼泪,我哭自己偷着哭,我恨透了他们了,他们不是人,都是些畜牲。”
  我问池老:“你不想得到日本人的赔偿吗?”
池老气愤地答道:“谁要他们的臭钱,现在拿来我当面就给撕碎它。”老人说着,心中的仇恨和愤怒都在脸上表现出来。池老在光复后嫁给了一个汉人,老伴前几年去世,生活和普通农民一样。
如今,“慰安妇”幸存者池桂兰老人已经被韩国的挺身队研究所接走了,现在在汉城安了家。
东宁县原武装部政委韩茂才说,慰安妇在韩国被称为挺身队,挺身队研究所是韩国民间对慰安妇进行援助研究的一个组织。他们从1992年起每周三都组织“慰安妇”幸存者到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静坐示威。
随后,我们和韩茂才一起见到了池桂兰老人的女儿苏秀琴。苏秀琴原来当过老师,思想十分开通。问:“这些年有日本人来找过你母亲吗?”
“几年前有个叫班忠义的日籍华人来看望过我的母亲。”班忠义曾经是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妻子是日本人。作为战后出生的年轻人,班忠义对那段历史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班忠义来东宁后做了不少好事。几年前家住道河的战争受害者李凤云老人肚子里长了瘤,是班忠义出钱为老人做的手术。苏秀琴还说,班也曾出于同情要给池桂花老人钱,可被拒绝了。苏秀琴说,班忠义在日本属于左翼进步青年,他想给钱时也没提任何要求,他说他是来帮助像我母亲这样的老人的。





察哈尔于 2005-09-03 11:29:53 发表在分类:梦里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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