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荒火
 旷野上野兔和宿鸟都被惊起,苍狼远远地蹲在一块孤石之上,闪着惊惶失措的绿幽幽的光。我在莽莽的草地上走着。你会来吗? 

2006-02-04 Sat

胡 明:长城造就了张家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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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堡建在了张家“口”

探寻张家口的起源,其实很简单:长城─戍堡─张家口城市。
为什么要选择今日“堡子里”的位置建筑戍堡?这是破解张家口由来的关键问题。
一、辽、金、元漫漫古道上的翠屏口。
在明朝以前尚无张家口时,野狐岭就早己闻名了。它处于中原与草原衔接的特殊地理位置,即东西千里之内最易大军通过的隘口。辽、金、元时期多位皇帝来往于此,在这里曾发生过闻名遐迩的成吉思汗亲自指挥的野狐岭“蒙金之战”。草原民族通过野狐岭赴辽、金、元三朝都城(今北京)经过今张家口辖区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明〕叶盛:《水东日记》(20)记载的元朝“两都西道”,即孛落驿道。这条道路就是蒙古定宗二年(1247年),张德辉被忽必烈召见后在《塞北纪行》中所记载的路线。该路线出宣德(今宣化)—沙岭(今沙岭子)—宣平(今怀安左卫)—德胜口(今洗马林)—越野狐岭上“土边坝”。此路沿洋河、古城河而行,道路平坦、宽阔、水草丰盛,易于大军行进。另一条路是岷峨山人在《译语》(21)中记载的:“由今宣府西北经万全右卫、膳房堡、野狐岭,逾塞垣以达兴和,此永乐中击虏之西路,甚平坦,虏亦常由此入寇”。此路是出宣化—沙岭子—张家口平门—万全城—膳坊堡—新开口—越野狐岭“土边坝”。此路通过一段丘陵地带,水源不足,但道路捷近,易于骑兵小部队通过。此路有一段重要的途径,即“翠屏山”下。
《明史•地理志》记:“万全右卫……北有翠屏山,又有野狐岭”。明代山西巡抚熊伟在其《翠屏山》诗中写道:“绝壁横空峙,遥看却似屏”。从金周昂《翠屏口》诗“灯火出塞松”句可见,当时的翠屏山松柏成林。站在东高山上远眺,从万全旧城北山起,东至西太平山,一道弧形山岭,宛如一扇碧绿的屏风,故取名翠屏山。山下建有以翠屏山命名的“翠屏庵”,出“平门”西行不足十里,至今在“翠屏庵”址发展起来的“翠屏庵村”依然存在。岷峨山人所指之路,乃是辽、金、元以来,中原通草原的古道。
金大安三年(1211年),“蒙、金野狐岭大战”前,金代著名诗人周昂随承裕之军驻扎在翠屏口,“野狐岭之战”蒙军占领了翠屏口之后,悽怆的写下了《翠屏口》诗七首(22)。诗中写道:“去岁翠屏下,东流看涌波。”:去年住在翠屏山下(翠屏口),向东看到波涛汹涌的大清河(纵贯张家口市区的河流)流水。“山去何时断,云来本自通。”:翠屏山至今大境门处突然中断,形成悬崖峭壁。“马牛来细路,灯火出塞松。”:说明金代草原的马牛就是从这条“细道”(小道)进入翠屏口的。以上诗句较准确记述的翠屏口的地理位置,应该是今日“平门”的位置。蒙古宪宗二年(1252年),张德辉与好友元好问一起北去觐见忽必烈时,走的也是此路。元好问在此留《过翠屏口》诗一首(23),诗中“沙城雨塌名空在,石峡风来夏亦寒”,准确的描写了张家口城区的地理形势及气候特点。金兴定5年(1221年)丘处机出燕京赴漠北,途经张家口时有这样一段记载:“辛巳之上元,醮於宣德州(今宣化)上元觀,以頌示小远掳巳諉櫺校瑫r天气晴霽,道友餞行于西郊,遮馬首以泣……十日,宿翠屏口。明日,北度野狐嶺”(24),丘处机宿在翠屏口,“明日,北度野狐岭”。从翠屏口到野狐岭孛落驿站正好是一天的路程。综上所述, “翠屏口”应该在今日“平门”。金、元时期,周昂、丘处机、元好问北行都宿翠屏口,并以文献保留下来,说明当时“翠屏口”己是平门所在地的地理名称,并有居民、设置了驿站。金、元时期,出宣德,经翠屏口,越野狐岭己是一条重要的道路,而翠屏口是这段路程中的重要隘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大道为关,小道为口,皆因险峻冲要而设城堡”。张家口堡正是设在金、元“险峻冲要”之地的“翠屏口”。
二、黑达子:最早的蒙、回、汉聚居地。
新华街是张家口一条较著名的街道,它的前身叫“深沟”,而“深沟”的前身叫“黑达子沟”。“黑达子沟”在翠屏山下,西至黄土梁(翠屏庵村西),下游经边路街(今至善街)向东入“清水河”。历史上由此沟泄出的山洪曾几次漫淹了新华街、武城街一带。上世纪五十年代,把河道改在西山下,使洪水由“平门”转向南流,并在河东岸修筑了拦河坝,即今日“西坝岗”。我们所讲的黑达子口,主要是翠屏口一段。
“黑达子”一词最早见于明朝。 “先是,俺答、把都台吉与迤北满会黑达子有隙,素相攻击,而又见云中方修边堡,深沟高垒,以为大举必得二十万,然后可入,其微意,诚欲得汉许和⋯⋯”(25)。此文中“黑达子 ”指当时漠北的蒙古部落。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了明代安多藏区(今青海、甘肃)黑达子族。他们是蒙、元时期遗留在这一带的蒙古后裔。青海省同仁县“黑达子族今名黄乃亥,其意为黑蒙古”(26)。由此可见,蒙、元时期“翠屏口”是蒙古人居住,故名黑达子沟。
左宝先生在《古老的街巷》一文中说:“据回民李宝珍老人说,其祖籍是宁夏人,他的六世祖以拉骆驼为生,来往张家口,常在黑达子沟过夜,后来全家定居下来,到今日己传至8代”。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李宝珍老人的先人所以在黑达子沟定居下来,是因为那里原来就有回回人居住。
“有元一代,回回为官者散居中央及地方,形成一个颇有实力的政治集团;同时,回回善于经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元代东西交通大开,驿站制度发达,回回商人的活动遍及全国各地”(27)。“翠屏口”地处交通要隘,又置于野狐岭与宣德的中间(各距60多里),是元朝“两都西路”上的重要驿站;是商旅及各类行人食宿的站点;有蒙古人居住。回回人在元朝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是主要依靠民族,回回人最早光顾这里是必然的。在元朝直至现在,“大分散,小集居”是回回的居住特点,在一个地区很少有独户居住的,翠屏口的回回也不例外。骆驼是当时回回运输行业及回回商人不可缺少的交通和运输工具,最早到这里定居的,其中侧是像李宝珍先人一样的黑达子沟回回拉骆驼的人。在悠悠岁月里,将这漫漫古道的隘口促成官、商、民共存的聚居点的,也应该是广泛传播信息者—拉骆驼的人。
“达子”一词来源于元朝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达鲁花赤”。中原汉人姓名第一字为“姓”,有时只呼其“姓”。元代中期以后,一些回回人开始采用汉姓,也是取本名音译中的某一个音转化成汉字或所发汉音,作为本人或本家族的姓氏。由于习惯和顺口,汉人对 “达鲁花赤”也只称呼“达子”。“子”是副词,习惯用语。如:孩子、铲子等,以后将“达子”演化成对蒙古人的称呼。“达鲁花赤”在地方上享有最高权力,民间传说:居民家中不准存兵器,就连菜刀也得保存在“达子”家中;“达子”具有“初夜”权等(元朝把人的待遇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包括契丹人〕、蛮人〔南人〕),因此产生了“七月十五送‘面人’,八月十五杀‘达子’” 的故事。张家口的老居民对父亲的称呼是“达达”,我不知这种称呼是否与以上传说有关系,但毫无疑问的是:元朝时,位于“翠屏口”的黑达子沟己是蒙、回、汉聚居的地方了。
金诗“马牛来细路”则说明金朝时,草原上的马牛就是从“翠屏口”西的细(小)路,来到黑达子沟进行交易的。元末,“翠屏口”的商业交易已初具规模,在蒙汉过渡带己有一定影响,这也是明朝“隆庆年间”选择这里开“互市”的原因之一。这里商业影响最大的是由商旅人发展起来的张姓人家。由于商业信息的传播,久而久之,“张家”的名声大于了“翠屏”,在民间“张家”称谓较“翠屏”更习惯、且顺口,于是此“山口”逐步由张家“口”取代了翠屏“口”。沧桑百年,战争突出了翠屏口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官方也将这座位于“极冲”位置的“山口”俗以成章的称“张家口”了。因戍堡建在了张家“口”,“堡名”取之“地名”,将“戍堡”命名为—张家口堡,并记录在册了。
明朝宣德年间,蒙古瓦剌也先部落逐渐发展壮大,对明边不断侵入和骚扰掠夺。张家口是宣府西北路要塞,为了加强山口及北部长城的守御,宣德四年,由指挥张文建筑比现在“堡子里”小的土堡一座,以地里位置取名“张家口堡”。今日“堡子里”的建筑形制及规模,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据《宣府镇志》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在指挥张文主持下,建于西高山南五里,堡方四里有余,高二丈五尺,东、南两面开有城门,东门曰“永镇”,南门曰“承恩”。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指挥张珍改筑城堡。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展筑关厢,周五里,高二丈。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堡始以砖包。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加修城堞和阙楼。初建无北门、西门,改筑城堡时,在北墙开了一个小门,即“小北门”。此后,根据战局发展情况,曾几开、几封。
三、莫将“北口”当“西口”。
张家口谓军事重镇,“重”就重在“口”上。说到“口”,一致认同的是东、西太平山之间、“大境门”所在地的“山口”。其据有二:一是《口北三厅志》载:“大境门据长城之要隘,扼边关之锁钥。明设防守,清置总管,形式险要,足资拱卫”;二是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宣府巡抚汪道亨行阅边塞惊叹道:“‘上谷延袤千三百里,未有若此山之扼要。’他认为在此天设之险,仅西面危垣半壁,东畔垣道则虚未设防,是防务上的错误,于当年七月规划筹措修筑“来远堡”了。从历史阶段性观点看,明朝“隆庆互市”以后,以上观点是有道理的;而“隆庆互市”以前,特别是作为张家口的由来,“北口”就不能代替“西口”了。
张文为什么不把张家口堡建在“北口”,而要建在远离“北口”十多里外的“西口”?也许张文的军事素质不如一百八十多年后的汪道亨高。那么处于战乱之中的张珍不在“北口”新建戍堡,而要将张家口堡“改筑城堡”呢?是无力建新堡;还是没有认识到“北口”的军事价值呢?否。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张珍在“改筑城堡”的同一年,为了加强张家口堡的防卫,在南边成扇形的建起了几座戍堡:“明嘉靖八年驻军指挥张珍为加强防务在此建堡,叫‘王家柴’(寨)……明嘉靖八年,驻张家口指挥张珍为加强防务筑土堡一座,名高庙堡……明嘉靖八年,指挥张珍筑堡叫四解(杰)屯……明嘉靖八年,指挥张珍筑堡,曰沈家屯”(28)。张珍为什么只在张家口堡南面建防卫之堡呢?当时张家口堡的威胁来之两个方面:从野狐岭入境之敌沿驿道进犯张家口堡。此道己有新开口堡(建于宣德十年)、膳房堡(建于成化十五年)、万全右卫(建于洪武二十六年)三道防线。若攻破以上三道防线,张家口再筑堡也是徒劳的。另一条则是沿宣大驿道绕八角台侵入。因而在八角台以东一线筑堡四座,防敌离驿道北进。“北口”自“隆庆议和”后,互市稳定发展,张家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直至“大境门”的开通、“张库大道”的形成,使张家口边贸达到了顶峰,为后人书写张家口的历史留下了笔墨重彩。“北口”对张家口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 西口”的道路与“北口”相比,视野开阔、道路平坦、无险隘峡谷,易于用兵。冷兵器时代,易于骑兵、牛马辎重通过。近代是机械化部队必选之路,民国初修汽车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日本人向坝上修铁路都没有选择当时久己闻名的“张库大道”。现代国家一级公路的207线更是车水马龙、目不暇接,昔日“张库大道”的遗迹己成为文史学者研究的内容了。因此,从整个历史看,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在军事、交通及历史文化内涵上,“北口”都代替不了“西口”(翠屏口、平门)。


本贴最后一次由察哈尔修改于2006-02-04 14:28:09



察哈尔于 2006-02-04 14:18:57 发表在分类:大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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